台灣「九合一」地方選舉進入倒數,北京試圖介入台灣選舉的相關活動再受關注,特別是近年越來越常見的「落地招待」旅遊,被質疑帶有「統戰」目的。
台灣國安局長表示,今年選舉期間已列管多起相關案件,並預計在選前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
然而,台灣《反滲透法》施行後,儘管近年相關案件數量快速增加,但查辦近600人,只有5人被定罪,使現行法律規範與執法標準受到外界檢視。
在野黨國民黨和部分批評者認為,相關執法可能讓民眾誤以為所有兩岸交流活動都受到限制,形成寒蟬效應。
「落地招待」如何操作?民間交流與統戰的界線在哪?這些案件為何難以規管?法官與學者向BBC中文分析台灣法律的灰色地帶及舉證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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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落地招待」:廉價旅遊宣傳「兩岸一家親」
北京長期宣稱台灣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並將「統一台灣」視為核心目標。 為了達成此目標,中共主要透過其「統一戰線工作部」(統戰部)對台灣實施各種統戰與滲透策略。
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向BBC中文表示,近十年來,北京對台統戰策略轉向深耕基層社會。由於村里長位處台灣民主體系最基層,掌握地方人際網絡與選舉動員能量,因此被視為重要工作對象。
這使村里長赴中交流及接受招待等活動受到外界檢視。一起受矚目的案例發生於2023年9月、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前夕。根據法院判決,新北市土城區青山里里長接受南京市台辦資助,邀約多名里長及親友赴中國旅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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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發現,參與者僅需負擔機票費用,當地食宿則由中方提供。行程期間的餐敘活動中,現場懸掛「兩岸一家親」布條,南京市台辦官員並向與會人士宣傳「藍白合」等政治主張。
台灣高等法院今年2月指出,該里長接受滲透來源資助,藉招待旅遊影響選舉投票意向,構成《反滲透法》與投票行賄罪,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。
另一件於今年7月定讞的案件,也呈現相似模式。2023年8月,一名嘉義縣議員接受中國浙江省台州市台辦指示,邀約嘉義縣村里長及民眾赴中國參加六天五夜交流行程。團員僅需支付1.6萬元新台幣(486美元;3,240元人民幣),其餘費用均由台州市台辦補助。
判決指出,相關人員利用餐敘及交流活動期間,向團員宣揚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訊息。法院認定此舉違反《反滲透法》及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》,判處有罪定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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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反滲透法》定罪率低引發的質疑
2016年及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,台灣與國際媒體均曾揭露,北京透過地方涉台系統補助數百名台灣村里長赴中國參訪,並質疑這類活動帶有「統戰」目的,甚至可能影響台灣選舉。
在台灣,這類案件通常涉及違反《反滲透法》、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》或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。其中,2019年制定的《反滲透法》扮演重要角色。
《反滲透法》所處罰的行為包括違法政治獻金、干預選舉活動、違法遊說,以及散播不實資訊影響選情等。2025年,台灣總統賴清德定調中國為《反滲透法》所指涉的「境外敵對勢力」,並針對中國對台灣國家主權、軍隊滲透及間諜等五大國安與統戰威脅,提出17項因應策略。
值得留意的是,台灣《反滲透法》施行後,相關案件數量快速增加,但最終進入起訴或定罪程序者相對有限。
根據台灣法務部今年公布的統計,自《反滲透法》上路以來,檢調機關共偵辦583人、起訴127人,而目前經法院判決確定有罪者僅5人。 有罪確定佔總偵辦人數比例約為0.86%,有罪確定佔起訴人數比例約為3.94%。
基隆市孝岡里長就曾因為帶團去中國旅遊被依《反滲透法》、《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》等罪起訴,今年5月,他被羈押23天後判無罪確定。他曾多次向台灣媒體表示,相關行程與政治、選舉無關,就是「純粹旅遊」。由於受到精神痛苦及名譽影響,他向台灣政府求取刑事補償。
這樣的落差也引發外界對執法界線的討論。部分人士質疑《反滲透法》存在「查辦多、定罪少」的現象,認為即使當事人最終未被認定違法,相關調查及案件曝光過程仍可能對個人聲譽造成影響,甚至對兩岸民間交流產生寒蟬效應。
桃園市汴洲里里長楊鑫坤向BBC中文表示,《憲法》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,而近年政府針對兩岸交流提出的部分規範,在實務認定上仍有待釐清,讓基層在參與交流活動時有所顧忌。
台北地方法院國安及軍事庭法官許凱傑向BBC中文表示,相關數字反映執法機關確實發現大量具有可疑跡象的案件,但許多案件最終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,部分即使進入審判程序,也獲判無罪。
他解釋,《反滲透法》與一般賄選案件的構成要件相當接近,最大差異在於犯罪行為是否涉及「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、委託或資助」,若能證明相關資金、資源或行動指令來自中國或其他境外勢力,即可能構成《反滲透法》所規範的犯罪類型。
「執法人員在適用《反滲透法》時其實相當謹慎。」他表示,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這也顯示立法者當初希望規範的部分灰色地帶行為,未必都能被現行法律有效涵蓋,同時也反映司法機關在偵辦此類案件時面臨舉證與實務限制。
「比一般違反選罷法的案件,偵辦要更加困難。」
為何舉證困難?
許凱傑解釋,這類案件的指示、資助與委託行為往往發生在境外,司法偵辦難度高。由於相關行為經常涉及中國官方或半官方系統,台灣也難以透過司法互助取得證據。
此外,相關金流追查同樣具有挑戰性。他指出,資金可能經過多重轉手,增加溯源難度;若是在境外交付款項,或透過虛擬貨幣等方式規避監管,更提高了蒐證門檻。
許凱傑表示,過去已有部分定罪案例顯示,赴中交流期間曾出現明確涉及台灣選舉的言論,例如帶團者向同行民眾表達「要投給某位候選人」或「不要投給某位候選人」,或公開支持特定候選人、意圖使特定候選人不當選。這類行為可能觸及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的紅線。
不過,他也指出,實務上更具爭議的是那些未直接提及候選人或政黨的情況。例如活動中若僅以「支持和平的政黨」等較為模糊的方式表達政治立場,其是否構成違法行為,往往需要結合更多證據與整體情境加以認定。
隨著越來越多案件遭揭露,相關操作手法也被認為日趨隱晦。有執法人員指出,部分活動已不再直接使用與台灣選舉相關的字眼,但活動參與者往往能理解其所傳達的政治訊息與訴求。
曾赴中的里長楊鑫坤則認為,這類基層交流主要屬於文化與社區事務層面的互動,內容多聚焦於地方治理與發展經驗分享,村里長赴中交流「沒有政治色彩」,「不用看得太政治化」。
選前再啟爭論
隨著11月底地方選舉將近,台灣國安局長蔡明彥上週表示,目前已列管約100件涉及中國介入選舉的案件,希望能在選前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
今年8月,台灣各地檢察署陸續寄發信函給轄區內里長,除宣導反買票、反賣票及防範幽靈人口外,也提醒注意《反滲透法》規定,包括防範境外勢力介選,以及接受資助或免費、低價赴中國旅遊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。
此舉引發社會輿論爭議。在野黨國民黨質疑,司法機關以法治宣導之名,將兩岸交流及赴中國交流活動納入說明內容,恐有「假宣導之名、行恫嚇之實」的疑慮。
部分批評者亦認為,相關訊息可能讓民眾誤以為所有兩岸交流活動都受到限制,甚至將其解讀為針對基層里長的施壓。
對此,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張晗回應,每逢台灣選舉,民進黨都會刻意操弄「抗中保台」、炒作所謂「大陸介選」議題,以謀取政治利益;她並指民進黨政府動用檢調及司法手段威脅民眾,形容此舉是「綠色恐怖」。
台灣最高檢察署則回應,相關信函所列內容均有法律依據,目的在於向民眾進行法治教育及選舉法令宣導,並非限制合法的兩岸交流活動。
風險管理
是統戰還是交流,在台灣基層眼中有不同解讀。專家也強調,並非所有赴中交流都涉及政治操作,但重點是目前法律制度缺乏透明度和通報機制。
根據台灣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,公務員赴中國須履行相關通報義務。不過,里長並非《公務員服務法》適用對象,赴中無須事先申請或通報。由於缺乏完整揭露機制,當里長以個人或交流團名義赴中時,行程內容、接觸對象及經費來源往往較難受到外界檢視。
許凱傑認為,台灣在制度設計上仍有改善空間。其中一項方向是提升資訊透明度,例如參考部分國家近年建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(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System),要求特定政治活動參與者或相關組織揭露資金來源,以及是否接受外國政府或境外敵對勢力資助。
他表示,若刑事蒐證存在困難,政府也可先透過行政管制機制強化揭露義務,而非立即以刑事處罰作為主要手段。制度初期可要求申報與登記,若刻意隱匿或未依法申報,再依法究責。
「當然有些人只是單純想看看中國大陸的風景,或了解當地的發展情況,這無可厚非。」許凱傑表示,正常的兩岸民間交流不應也不能被禁止,但對於涉及為境外勢力從事滲透的行為,政府仍應針對相關風險進行必要的監督與管理。